新冠评论C14 | 从亨德拉病毒到武汉新冠：应对新出现人畜共患病毒中的所学所得

在全世界关注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疫情迅速蔓延之际，以比较和分析的方式反思从这一次和以往出现的人畜共患病病毒（EZV）中可以吸取的教训是很重要的。尽管新冠病毒的来源尚待确认，但早期发现表明蝙蝠起源的可能性很高。¹在过去25年中，已证实或怀疑的蝙蝠传播的病毒导致了六起主要的EZV爆发（表）^2-7。鉴于此，在新冠病毒爆发的当下，有四点值得考虑。

首先，在二代测序（NGS）时代，科赫的假设是否仍然适用？在对新冠病毒爆发的早期反应的激烈辩论中，对临床医生要求的用NGS分析最初病因证据关注不够。据我们所知，以前所有的EZV爆发调查都是从活病毒分离开始的，包括发现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⁵。用NGS技术在2019年12月26日获得的初步序列数据表明患者肺灌洗样本中存在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相关冠状病毒。⁸中国当局于2020年1月5日排除了SARS和MERS，以及其他一些非冠状病毒，并于2020年1月9日证实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为潜在病因⁴。然而，直到获得初步序列数据后的第17天——2020年1月12日——才发布了基因组序列，而基因组序列对于疫情爆发快速开发诊断方法是至关重要的。这些事件显示一些挑战性问题。在确认病原体之前，国家反应小组是否应报告高度疑似的病原体序列？当前的国家和国际政策和条例是否足以处理基于序列的疫情报告系统？虽然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罗伯特·科赫和弗里德里希·洛弗勒在1884年提出的假设中，把分离活的病原体作为一个关键标准。⁹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建立一个基于NGS的报告系统，它能够对新病原体的存在发出警报，而不是要求分离病原体。

其次，临床医生和科学家在应对此类EZV疫情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过去的EZV爆发调查中，临床医生主要起到了支持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临床医生接受了更好的培训并获得了学术职务，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尤其是在中国。事实上，正是临床医生促成了中国新冠病毒疫情的早期发现和预警。在调查不明原因的重症肺炎病例时，武汉市两家医院的临床医生分别从患者身上获得肺灌洗样本，由NGS公司进行测序和分析。疫情警钟的敲响，不仅通过各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疾控中心）的官方报告系统，还通过社交媒体追溯到的被错误指控传播“假消息”的8名医生。由于他们在早期预警方面采取的英勇行动，这些医生后来被平反，并受到当局政府的赞扬。¹⁰

在应对EZV疫情过程中，实现信息共享和科学出版之间的均衡是非常重要的。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挑战，但在新冠病毒爆发时极度明显，中国的愤怒指向几位顶尖科学家，他们被指控推迟分享病毒数据以公布其研究结果。这些未经证实的指控引起了媒体的关注，造成了媒体恐慌，并对疫情控制造成负面作用。对于在EZV爆发时，如何实现公共卫生和研究专家应具备的领导能力方面的正确平衡，需要明确的国家和国际指导方针

第三，在EZV疫情应对和控制中，采用“One Health”的方法至关重要。2003年8月，在宣布SARS疫情结束后，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外科学家组织了一个特别任务，调查SARS-CoV的起源和早期传播事件。在受邀的八位国际专家中，有七位是兽医或从事动物卫生工作的专家。相比之下，此次由六名成员组成的中国团队只有一名兽医或动物科学家。虽然认同中国疾控中心团队在早期应对新冠病毒疫情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但接受过动物健康培训的团队成员数量很少，可能是迟迟未能确定中间宿主的原因之一，这很可能导致病毒在野生动物交易市场的某个区域传播，随后发现被严重污染。不幸的是，哪种动物参与了传播仍然是未知的。因此迫切需要了解新冠病毒的宿主动物对人类传播的风险，以及今后可以采取的预防此类传播的措施。例如，中国的市场是否应该限制野生动物的销售？我们建议一个全面的”One Health”小组参与今后所有的EZV调查。事实上，这一做法具有国际意义，因为从中非和西非进口到欧洲和北美的大量非法野生肉类有可能引起外来的人畜共患疾病。¹²

最后，新病毒的命名不仅对病毒学家而言很重要，而且对公众有效的沟通也很重要。在过去25年中所有重大EZV事件中，新病毒的命名并非易事，大多数都经历了重命名过程（表）。新冠病毒疫情也是如此。现在，全世界的病毒学家都在激烈讨论2019-nCoV的替代名字。为了延续SARS和MERS中使用综合征的传统，避免使用城市名称的敏感性，我们建议将这种新病毒命名为Han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HARS-CoV）。Han是中国武汉的简称。我们认为，这样的名字比诸如“武汉病毒”或“中国病毒”之类的媒体头条上使用的名字更加可取，并且保留了从武汉爆发的历史事实。

现在不是责备的时候。相反，全球卫生界可以而且应该吸取教训，并采取行动，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下一次几乎肯定会再次发生的EZV事件。这些教训绝对不该是中国独有的。